新世纪以来，煤炭行业从低谷走出，经历了“黄金十年”后，又进入了低谷。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，面对前路的变化莫测，煤炭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困惑与不解。在这里，我们推出“煤炭之问”系列报道，与读者共同探讨煤炭人的疑惑并尝试解答。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，能够对读者了解、认识未来一段时间煤炭经济的发展趋势有所帮助。

近日，我国多地遭遇大面积雾霾天气，让人谈“霾”色变，如何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再次成为焦点。一时间，素有“乌金”美称的煤炭，成为不少人眼中导致雾霾的“罪魁祸首”。霾当然要治，在恶劣天气已经严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、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的当下，自不必说。煤也当然要治，原来相对粗放、低效的利用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。

从宠儿到千夫所指

长期以来，我国煤炭企业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保供应。尽管500多万名煤矿职工为安全、高效开采煤炭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但受多种因素影响，在一些用煤高峰期，煤炭供应还是会出现紧张局面。国家领导人到大同、秦皇岛考察煤炭生产和电煤供应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而今天，煤炭滞销、煤价下滑、煤企亏损，煤炭行业身心俱疲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煤炭又被指成了形成雾霾的主要原因。

近日，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报告称，煤炭使用对中国PM2.5年均浓度的贡献率为50%至60%，按照这种说法，煤炭成为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最主要来源。

全国政协经济与科学及人力资源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今后我国将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，解决雾霾等环境问题。在极力解决雾霾问题的同时，也把煤炭推上了“风口浪尖”。

“去煤化”、“限煤”、“以气代煤”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地方政府纷纷出台“禁煤”措施，不少地方环保部门对涉煤项目也一律否定。

对此，兖矿集团纪委书记林海波表示，中国能源没有好和坏之分，没有污染、清洁之分，只是形态不同，煤炭是固体能源，石油是液体能源，天然气是气体能源。“如果石油拿过来直接燃烧，它的污染程度不知要高过煤炭多少倍。所以说能源本身没有好与坏，没有污染重和轻。”他说，“关键是我们怎么利用，利用方式和技术决定着这个能源产品的污染程度。”

在我国，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始用煤炭做燃料，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煤炭使用量大幅增加。是不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了，雾霾天气就出现了?煤炭对雾霾天气的“贡献”不可否认，但煤炭本身不该成为众矢之的。

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立杰说：“如果一治理雾霾，就要去煤炭化，把雾霾成因主要归结为煤炭，我觉得有点不公平，或者有点不切实际。”

对此，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也曾表示：“限制用煤，我觉得不是最好的选择。从全生产链来看，不宜笼统限制煤炭的使用，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，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，不能一蹴而就。目前，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。”

煤炭要用，要清洁高效使用

6月13日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六次会议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、能源供给、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“革命”。这次会上，明确了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作为能源供给革命的第一条。

在近日举办的一个能源发展论坛上，中国矿业联合会名誉会长朱训表示，煤炭要用，要清洁高效使用。

朱训介绍，今后优化能源结构会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构成中的比重，但是，降低比重不等于不用煤炭。因为煤炭毕竟还是我国最丰富的能源资源，目前已经探明的1.42万亿吨的煤炭储量仅占可能拥有的煤炭资源的1/4。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中，占绝对主导地位，是其他能源难以相比的。煤炭不能不用，但是要用好煤炭。

“如何大力推广清洁煤技术，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是解决煤炭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核心问题。”朱训说。

作为一名煤炭人，林海波对煤炭没有得到清洁高效利用感到痛心。他说：“作为一名煤矿职工，挖出来的煤对我们来讲都是宝贝，但是，现在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。看到由于利用不当而产生的污染，最心疼的还是采煤的人。”

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，王立杰认为可以在两方面发力：“一个是高效发电，一个是新型煤化工，在这两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上有大量文章可做，关键看你做不做。”

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一位负责人表示，综合来看，煤炭的清洁化和提高煤炭转化为电力的比重，是当前推动中国能源革命最为迫切的任务。“中国环境问题的产生从表象上看是由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的，但从本质上看主要是由对煤炭的不合理利用造成的。”

据了解，长期以来，我国煤炭转换为电力的比重在55%以下，而很多发达国家在90%。由于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赋存条件条件决定的，因此，合理利用煤炭非常重要。

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边程认为，目前在治理雾霾方面“以气代煤”是一个误区。“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工业发展带来雾霾天气，当然霾的成因包括不清洁用煤。到上世纪70年代解决的时候，恰恰是那个时候天然气推广，用煤改气，就解决了雾霾问题。现在很多学者认为‘以气代煤’就能治理我国的雾霾天气，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。”

在边程看来，如果不能解决煤炭散烧问题，只是简单地用天然气替代煤电尤其是供热电厂，或者通过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来解决雾霾问题的话，雾霾消散的时间会更长、付出的经济代价会更高。

治煤就能治霾?

11月19日公布的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(2014-2020年)》提出，坚持“节约、清洁、安全”的战略方针，加快构建清洁、高效、安全、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。

这预示着，“清洁”正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目标，解决雾霾难题是一个系统工程。

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邓建玲称，应该让公众了解为什么要治理雾霾。“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、同样的人和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消耗排放条件下，环境所能承载的能源消耗的天花板是多少?这是我们治霾与否的依据。”在邓建玲看来，如果能源消耗远远超出了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容量，很显然，就要治理了。

目前，很多人提出的治理雾霾的方法就是做减法，如“限煤”、“限行”。有的学者认为，治理雾霾，减法要省事得多，但倒逼不出治理雾霾的有效市场机制。加法虽是慢功夫、细致活，但若真正按下市场自动自发的按钮，不仅治理雾霾可四两拨千斤，还能迎来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。

对此，朱训表示，治霾需要优化能源结构，要把理想的能源构成优化模式和现实可行的优化方案结合起来，处理好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关系，处理好煤与非煤化石能源的关系。

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，大规模发展煤制气替代燃煤，实际上只是将污染排放从东部转移到西部，从整体上增加全国的排放量，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。在他看来，治霾“拆西墙补东墙”不行，“顾短不想长”也不行。

谈到治霾，林海波表示，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从技术角度去研究雾霾防治的方法和措施，其实除了技术，能源改革思路也需要研究。

范必认为，为了减少雾霾的形成，应当把分散燃烧的煤炭尽可能改为集中燃烧，提高煤炭发电的比重，特别是应当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的燃煤火电机组。“这些措施，科学界和企业界能达成共识，国家也制定了相关政策。但是由于体制原因，这些政策落实不是很顺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