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道德窘境，常会出现两种状况：一是缺少反躬自省，出现问题时相互指责，“雪崩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承认自己有责任”；二是觉得问题产生的根源全在制度，必须加强制度建设，认为道德教育近似说教，对解决问题毫无裨益。

其实，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，任何制度，无论是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，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。道德建设更是需要大家有共识，然后身体力行，这样方能引领社会风尚，凝聚世道人心。正如学者许纪霖说，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，但制度落实，需要软环境的配合，这就是风气。

1道德问题不容小觑

王岐山同志曾明确指出：“领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，必然导致纲纪松弛、法令不行。”

道德是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共同行为规范。当道德发挥作用时，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，而且社会发展也比较和谐，减少人际交往与社会运行的成本。现在有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人们抵触谈论道德，并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制度，因为“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，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”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否认一个好的制度尤为重要，但我们也应看到好的制度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文本，而与制度起草者、执行者的道德品格息息相关。也就是说，好的制度里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元素，而不是与道德毫无关系。

一些人反感谈道德，一方面是因为道德比较抽象，没有看到其发挥实际作用；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道德没有问题，一旦发生事情，责任在制度而非自己。比如简单的病，医生给患者开价格昂贵的药，如果按照以上逻辑分析，可能是医生的薪酬制度不合理，需要这样做来增加收入，与医生的道德无关。这样论证下去，就会出现一些人常说的“我这样做，实在是没办法，都是现实逼的”。

但仔细想想，现在频繁出现“老人摔倒无人敢扶”事件，“公路翻车，货物遭哄抢”事件，难道真的与人的道德水平毫无关系吗？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投之以桃、报之以李，能够助人为乐、遵纪守法，能够恪守职业道德，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。如果没有了基本的是非善恶，就算制度日臻完美，总还是会有空子可钻。再以医生开药为例，本来几十元钱能解决的问题要开几百元钱。有人说，赶紧建立制度打击以药养医、过度治疗的现象，问题在于职业的不同必然造成信息的不对称，如果不出大事，这样的事情很难有良好的制度来监管，只能靠医生的道德自律。同样的还有汽车修理厂修车，送去修理的汽车，本来不需要换的零件，厂家让顾客花大价钱全部更换，厂家不诚信，顾客只能吃哑巴亏，长此以往，还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。

再说说当下的一些腐败官员，“道德败坏”一词引人注目，他们的劣迹也足以佐证。在忏悔中，他们往往会说思想道德出现了问题。忏悔不一定真诚，但却在理。在官员腐败的过程中，权力不受约束自然是重大原因，但官员自身的道德素养不容忽视。王岐山同志曾明确指出：“领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，必然导致纲纪松弛、法令不行。”

而有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的人，即使在外部监督相对不足的情况下，也能清廉自守。曾国藩被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。曾国藩在家书中说：“予自三十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，以遗后人。”为了修身，曾国藩付出了很多努力。晚清的政治生态可以说极其糟糕，卖官鬻爵，贿赂成风，但曾国藩凭借自己的道德品格给后人做出了表率。作家唐浩明称赞：“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，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一个中人，通过‘陶冶变化’，可以成为超人。”这一百多年来，曾国藩就是道德的楷模，人格的榜样，这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。

2道德底线在哪里

触犯法律的事在多数情况下是触犯道德底线的，但我们需要有更高一点的底线，那就是古语讲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
不过，不管是圣人还是超人，都不是当下道德规范的内在要求，如果求全责备，反而容易因违背人性而产生诸多伪君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做到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或者说最低标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底线。哲学家邓晓芒说：“凡是在这个标准之内的，我们不能说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，但还是可以认为他没有违背起码的做人原则。”

问题在于，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大家并不明确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尺。王小波在《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》中讲了一个事，说20世纪70年代，河里发大水，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，有位知青下水去追，电线杆没捞上来，人却淹死了。这位知青受到表彰，成了革命烈士。王小波困惑于人的一条命，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电线杆。但在当时，这种困惑会遭到批判，人家会说，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，见到它被水冲走，连想都不要想，就要下水去捞。这就是当时很多人坚持的道德价值观，若放在今天，想必不会如此。再比如说见义勇为，以前主张大家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勇敢与歹徒搏斗，而现在主张在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，再救助他人。

在不同人的眼中，对道德的认知也有所不同。随着实用主义处世观的盛行，社会道德的包容性增强，人们对一些不道德行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，该坚持什么，该摒弃什么都变得模糊不清，金钱至上的观念正在大面积地蚕食着人们的灵魂。

正是基于此，道德相对主义认为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，没有什么绝对不可突破的道德底线。正因如此才导致是非不分、善恶不明。坚持原则变成了不会做人，不遵守规则叫头脑灵活；见便宜就占是有本事，舍己为人被怀疑目的不纯了；诚实守信被当作傻，会算计被看成高智商；坚守平凡岗位被讥讽为没本事，不劳而获反而变成了有本事……由于道德底线模糊不清，很多事都得以制度的方式来规范，比如有的单位规定“严禁用公款打麻将”，有的医院规定“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”，等等。

其实，正是道德不彰的地方，才需要制度来弥补。像医生索要“红包”本已是触犯道德底线的事，还要三令五申，足见我们的道德处境并不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对道德标准的要求出现了下滑，比如，医生收了“红包”，那只要他做手术负责一些就行了；驾考教师收了钱，只要他能照顾一点就够了。

若如此，我们在道德认知上便失去了共识，各行其是，道德滑坡之势愈演愈烈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有些共同的道德规则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升指出，普遍的道德规则在任何社会、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样的。比如，一个人不能无缘无故地伤害他人。虽然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民族的人们对于“人”“伤害”“伤害的原因”的认识可能是不同的，但是，其道德的意义是一致的。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，人才摆脱了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步入文明的状态。

触犯法律的事在多数情况下是触犯道德底线的，但我们需要有更高一点的底线，那就是古语讲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王晓升说：“在价值多元化的条件下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应该遵循哪些道德规范，那么他可以问自己什么是他自己所不希望的……如果他自己不希望吃自己种的菜，那么他就不应该把它卖给其他人。虽然这种道德立场过于消极，但是它至少会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人们在社会行动中伤害他人。”

3如何走出道德危机

建设制度的同时，我们不能忽略道德本身。用哲学家何怀宏的话来讲，就是“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‘共和之德’”。

道德失范令人忧虑，于是大家纷纷开出了药方，希冀建设一片道德净土，其中的药方之一就是加强制度建设。这个过程无疑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现在的人不是在无组织无制度的状态下生存，除了个人本身的善恶外，其道德水平难免受到来自群体、制度的影响。在现实中，当诚实信用屡屡碰壁而坑蒙拐骗取得成功时，道德滑坡就难以避免；当官德差的人屡被提拔时，其他人就会效仿。这样的话，整个社会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。比如企业竞争中，本来应该靠诚实信用，但如果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，就会出现一些企业为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，突破道德底线。在学校里，由于职称制度的不甚合理，大家为了评职称弄虚作假，甚至行贿受贿。

所以，完善制度确实必不可少，这样才能激发出人们向善的一面。道德是一种公务服务。道德有一种心理暗示，当一个人领先做出道德行为时，别人往往会跟着效仿；当有人领先做出自私自利的行为时，别人也会跟着效仿。心理暗示后面的根据，便是道德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。由于这一性质，道德能成为一种风气，在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社会内，新来的人也会提高自己的道德要求。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一旦蜕化，道德的信任感被破坏，它就很难重新恢复，因为人人都不提供道德服务，为什么自己要为别人提供这种服务呢？

但建设制度的同时，我们不能忽略道德本身。用哲学家何怀宏的话来讲，就是“探寻和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‘共和之德’”。也就是说，唯制度论或唯道德论都是不可取的，应该在制度上和个人道德上一起下功夫。

至于我们经常说加强道德建设，总以为读几本圣贤书，背一背道德格言就行了，很多地方还出台了公民道德教育手册，但是效果并不明显，还被人讥讽为假大空。其实，道德关键在于实践，以行动来感染周围的人，不能要求别人做，而自己不做。现在反腐正酣，无论是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还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都暗含了这个意思。而对于一个平常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、有利于社会的人，理应成为一种人生的价值追求。(化定兴)